卌年丨周伟林:复旦经济系77级校园生活掠影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伟林,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若干城市政府顾问;《城市发展研究》(月刊)编委会副主任,《城乡规划》(双月刊)副主编;主要著作:《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问题经济学》《企业选址智慧:地理、文化、经济维度》《文化经济学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转型时期的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制度与社会冲突》(译著)等。
原题
复旦7715
——四年大学生活掠影
1982年1月,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孙增献、韩云、周伟林一起设计和制作了一份绛红色硬皮封面的毕业纪念册,班上同学人手一本。大家依依惜别,各自将临别赠言留给了对方,同时也留下了对同学情谊的怀念和未来生活的憧憬、鼓励。
打开毕业纪念册扉页,上面印着这样一段话:
“共和国二十八岁的时候,决定抓紧为自己培养高质量的建设人才。
于是他们便成了招生制度改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六十个人,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厂矿、农村、部队、机关和学校。
最大的生于1947年,最小的生于1960年,当年的平均年龄二十三点五周岁。
1978年2月到1982年1月,他们使用了同一个信箱:7715。
这是这样一个集体:
1979年,班级被评为学校三好集体;
1980年,党支部被评为学校先进党支部;团支部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团支部,同时被评为学校先进团支部;“晨曦”板报小组被评为学校三好集体;
1981年,当他们成为毕业班之时,又一次被评为学校三好集体。
他们是团结的,互帮互助在这里形成了风气,每个人都得到了温暖和友情。
他们是刻苦的,四年学完了近五十门课程,平均成绩良好。
对这一千四百多个日夜的彩色的回忆,将伴随他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拨云见日,厚积薄发
7715的大部分同学沉潜于社会江湖多年,有了历练和积累,能够如愿在高考的千军万马中被挑选出列,实属不易。
温星衍、许泽成、李洁明三位皆来自江西,也都是上海知青。温星衍回忆道,感恩自己的运气好,是托了小平同志的福。他报名时已26岁,办事员说有限龄25周岁,名没报成。过些日子又说放宽到30岁,他拿到准考证时只剩两周就考试了。他多年后出国深造,留在了澳大利亚,大部分东西都已不知去向,后来整理父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直替他珍藏的准考证。
许泽成在江西地质队工作,四处飘泊居无定所,那时正好在江西南城,于是就跟招生办商量能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招生办问他户口在哪里?回答说现在暂时落在南城,招生办同意他参加了本地的高考。
李洁明说,现在想起来,当时参加高考仿佛在云里雾里,但有一点非常坚定,就是:我要上大学!她当时在宜春地区分宜县插队,高考就在分宜中学。记得那年一开始不让她报名(说是要么25岁以下,要么66、67届高中生才能报),因为她是68届高中生。后来在高考前两周才通知她说可以报名,根本就没有时间复习,真可怜!好在她靠吃“老本”考上了。
宋运肇和周伟林是浙江来的学生。宋运肇也是上海知青,之前多次被基层推荐过进城工作,但总是材料一交到上面就沒有下文了,所以他非常珍惜高考这个机会。为了得到清静的环境,他每天吃了晚饭就睡觉,然后半夜趁周边人都熟睡时起来复习。11月20日参审,12月考试。当时浙江省参考的人多,先是县市级初试,合格者再择优参加全省统考,他通过层层遴选最终脱颖而出。
周伟林16岁那年作为知青下乡,参加77年高考之前已在农村待了3年半,他拜农民为师,许多活都学着干:垦田、插秧、耘田、施肥、割稻、掼稻、挑担、划船、种菜、养蚕、摸鱼捉虾、喂猪、捻河泥、测量、修水渠、开挖河道、盖房子、算工分账、教夜校,十八般武艺全都干过,由于肯吃苦,与农民混成一堆,最后已拿到全劳力的工分。他第一志愿报了杭州大学,复旦大学是第二志愿,结果被复旦大学先录取了。
7715有5位现役军人。葛守昆记得当时部队正在安徽滁县野营拉练,团政治处主任要他参加地方高考,那领导是原来他在营部时的教导员,他毫无准备,还在心里嘀咕:以前推荐没有份,现在考试怎么想到了我?不过运气不错,凭实力一考而中。
同样,在部队医院服役的江祥根,因为那年军队允许参加高考比地方启动晚,至11月11日才得到允许报考。第二天他从松江赶到市区高招办,讲明情况,先告诉他报名工作己经停止,后又说研究一下,研究后同意让他报名。一位瘦高个老太对他说:你是全上海最后一个报名者。
来自北京的葛鹏,此次已是二进大学校园。那年头但凡有规模的厂子都时兴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因师资不够,北京市通过集中办师资班来解决。1975年厂部推荐葛鹏上大学,他所在车间也全票通过,检查身体时却因为小病没去成。后来,说是有高等数学基础的人少,原计划的数学力学班改为机械设计师班,并由清华大学承担教学,从1976年秋开学,学习时间为一学年,厂里缺此科师资,就让他重点去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他这也算是先进清华,再入复旦吧。与葛鹏一样在进复旦前有过一段上大学经历的同学还有多位。
7715班级考生按来源地分,还有来自新疆的钱智;西藏的韩云、孟桂琳、李荣;河南的孙新雷、匡宝珠;河北的孙增献;湖南的黄亚钧、袁运良、方向新、陈飞翔;湖北的胡汝银;贵州的赵莉莎、逄立左、罗首初;北京的王小音、杨克勤、蔡庆辉、曲宝利、鲍道苏(后转入历史系);内蒙古的王岩;江苏的赵学清、周明生、张晖明、陆德明;安徽的史正富、黄维德、夏海勇;福建的周榕、戴金珊;上海的于本成、王金定、王根贤、华民、陈荣堂、符钢战、韩琲、沈群、沈跃瑛、孙克勤、谢康、黄智、钱连源、潘振民、潘建新、李建、朱炎、朱民、朱金仁、郭毅(后转入管理系)、郭申阳、胡建绩、胡建勋;其中女生12位。
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年龄跨度很大的同班同学,出身、知识阅历、经历,都不一样。有做工人,开机床、大卡车的,有知青下乡修地球的,有当兵的,有坐机关的,有做教师的。进校时,尚有对经济学专业究竟学点啥都不知所云的同学,但也有不少基础甚好者,一进校外语就免修,对文史哲和马列经典比较熟悉,甚至早已有大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过。
春风化雨,诲人不倦
当时经济系教师群体的阵容强大,大致可分为三层梯队。第一层是一些年逾古稀的教授, 33 46159 33 15214 0 0 4371 0 0:00:10 0:00:03 0:00:07 4370漆琪生、吴斐丹、夏炎德、李湘等,早年都有留洋的背景,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而许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且日渐声名鹊起的骨干教师是第二层,他们或留过学,或解放前读的大学,如蒋学模、陈观烈、宋承先、陈绍闻、张薰华、洪文达、蒋楠生,也包括解放前上大学、建国初毕业的伍柏麟、叶世昌等。这批人受文革耽误,7715学生进校时,他们大多是副教授,有的甚至还是讲师,不久即升了职称。他们多与年轻学子天然隔代亲,犹如忘年之交。再就是第三层,新中国五六十年代以后上学读研留校的一批教师,像洪远朋、尹伯成等老师。
漆琪生是二级教授。77级新生刚进校时,全校师生在校门口草坪的毛主席雕像下面集会,漆先生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带有浓重的“川普”口音,语调抑扬顿挫,虽已年迈却颇有气场,样子很是权威。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河上肇门下研习《资本论》,他的《资本论》课程在我国高校是最早开设的。漆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为7715讲了几堂课。当时的讲座还请了许涤新老先生。为写《〈资本论〉大纲》,耗去了漆先生毕生的精力,从解放前开始写一直到1980年代出版,一共写了五稿。他坚持《资本论》三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必须加以系统的学习和理解。这也成了复旦经济系师生学习《资本论》的传统或者特色,后来张薰华、洪远朋的《〈资本论〉提要》延续了这个传统。
张薰华讲《资本论》,方法新颖,用黑格尔正反合“圆圈的圆圈”娓娓道来,出神入化。张先生强调学习的系统性,期中出题百余道,做题需花上大量时间阅读《资本论》原著,最后每人都交一本作业,宋运肇更是写了满满两个作业本。两个学期的考试,第一次是闭卷,考试时间两小时,宋运肇写得快,一气呵成不到一小时就交卷了,也有同学写了三个小时还觉意犹未尽,张先生很和蔼,笑眯眯地坐在讲台边上,直到同学交卷。第二次是开卷,张先生事先将问题写在一堆纸条上,让学生抓阄,当场作答,大家心里挺紧张的,不过即使抽到的题卡住了回答不了,也给机会重抽一次。因为大家花了真功夫,考试成绩也都不赖。
洪远朋当时是讲师,上《资本论》课准备了厚厚一沓讲稿,他对马克思的原文抠得非常仔细,像把一台机器的零部件细细分拆一样,引经据典,字斟句酌,概念讲得极其准确和到位,考试要求也是一丝不苟。后来课上分析试卷,有学生因写“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之流”少了“之流”俩字被扣了两分,周伟林年轻记性好,没丢“之流”俩字,得97分,成绩第一。
吴斐丹讲的是《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老先生通晓英、法、德、日、俄多国文字,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亚南主编、由他主持修订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等著作,在经济学圈内被广为披阅。吴先生对于学生,是可亲可敬的长者,每每上课之余,喜欢跑学生宿舍,与学生围着书桌一坐,聊上一两个小时,释疑解惑甚至拉家常,无话不谈,以他渊博的经历见识为学生开启课堂之外看世界的窗户。
宋承先专为7715讲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专题和流派(外国经济学说史)》两门课程,差不多讲了两年。起初匆忙,课前临时将油印的讲义发给大家,后来分微观、宏观、专题铅印了三大厚本,其内容特有的深度和广度令人手不释卷,也让其他大学的经济系学生好一个羡慕嫉妒恨!宋先生除了熟悉《资本论》1-3卷,对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也有深入的研究,他精通西方经济思想史,擅长将《资本论》与古今西方的经济学精典作融会贯通的阐述。宋先生惜时如金,每次系里师生一起政治学习,总见他坐在角落里拿一本英文文献埋头阅读。他讲课富有情趣,神情常有妙不可言之处,讲到得意时忍不住开怀大笑。
陈观烈专长于《世界经济》,尤其是首开一门《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与信用(货币银行学)》课程,非常叫座。他曾留学哈佛,对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之流变一直跟踪研究,他的讲课内容饱满,思路开阔,论述精辟,激情澎拜,从不闪烁其辞。弟子们听他一次课会亢奋几日。
李湘则总是戴一副金丝眼镜,打着领带,西装笔挺,这在当时校园里,是绝无仅有的标准西洋绅士派头。他讲《外国经济史》时,将其青年时代在世界各地游历所见所闻和一些已经泛黄的照片展示给学生,开明豁达,敢于为洋务运动翻案,深得大家的倾佩。
蒋学模开设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题》,每次教室坐得满满的,他在讲坛上很有上大课的仪式感,学生都很认真地记着笔记。蒋先生讲课逻辑严谨,每堂课的内容记下来都是一篇说理透彻的论文。蒋先生才华横溢且工作勤奋,他私底下向年轻人倡导“讲好一门课、懂一门外语、出一本书”的“三个一”主张虽遭批判,但自己却是身体力行。他解放前翻译出版的小说《基督山伯爵》风靡一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近2000万册堪称教材出版史奇迹,因其观点新颖、文字通俗易懂,那个年代社会各类教学机构都喜欢使用之。周伟林日后随蒋先生去河南出差,见当地各级领导向蒋先生敬酒,都称是他的学生,都读过他那本教材。
这些不同梯队的老师,在解放前后生活待遇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不同,在学生心目中的份量自然也是不一样的。文革揪斗反动学术权威,蒋学模与宋承先曾并排在台上挨斗,台下造反派口号喊得震天响,他俩则低头作轻声交谈,宋先生嘟哝“这真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倒退”,蒋先生文革前常携家眷周末去高档的国际饭店和锦江饭店吃饭,时下倒霉了,向宋先生无奈叹息,“留了两万元可以给孩子谋生”。
教授们虽历经劫难,但都是解放以前上的大学留的洋,在解放前就有名声,收入高,每到领月薪的日子,教授或其家属去系里办公室潇洒拿走一个厚厚的装钱信封。而一般讲师每月工资是60元,薄薄的几张人民币,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不小。
7715的同学是幸运者,有机会跟这些时下流行称作“大牛”的人直接接触并受其亲炙。许多老先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赶下了讲台,也不让独立思考和研究,憋了一肚子气。像夏炎德先生,在解放前就出版过《欧美经济史》以及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法兰西文学史》,堪称双绝,解放后慑于犯错就封笔不写了。现在老师们被打倒后又重新复出,在新的环境下,遇上一群如饥似渴虚心求教的学生,个个犹如枯木逢春,都掏心掏肺地想把知识和见识传授给学生。
同窗秉烛,书香四溢
上世纪70-80年代的复旦校园,地处偏僻的宝山县五角场镇。复旦的老师说去上海市中心,会习惯说是去上海或进城。通往市中心人民广场有两条公交路线可走,一条是坐55路到外滩,一条是先经过大柏树到虹口体育场换车。校园围墙周边是一陇陇农田,随着季节变化,市郊农民在地里轮换种植不同的庄稼,冬季是油菜、麦子,夏季是各种瓜果蔬菜。走到五角场,需穿越一大片农田,可以闻到田野特有的气息。
学生全部住校内集体宿舍。宿舍楼的每个房间一样大小,有十五六平方米,安排7个人住。室内靠墙两边各放了两张木制的高低铺,两床之间嵌入一只木柜子,用来存放衣物和书籍,还留了一张空床位置放箱子等行李;房间中央摆两张长桌子,一人有一个抽屉。每个寝室都很整洁,每星期7个人正好轮流一遍打扫卫生。
7715有10多位当兵的或当过兵的同学,白天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如刀切一般。班上分了6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两位女生,每周五下午安排小组活动,都是女生来男生寝室(女生宿舍楼由警惕性高的年长阿姨看管,对男生会严加盘问),内容无外乎读报学文件一类时事政治学习,大家七嘴八舌、海阔天空神聊,气氛显得轻松活泼。
小组学习
那时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学校图书馆资料严重不足,场地又小,还规定严格的开馆和闭馆时间,常常出现开馆前排队抢座位的情景。同学们看书学习,一般是首选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教室次之,也有图省事就呆在宿舍里的。学校专业书刊库存不多,且限时借阅,只好用笔摘录。不久,第一教学楼门侧开了一爿书店,陆续有文革中被禁的世界名著出售,在窗口排长龙抢购的同学,得手后皆兴奋不已。放在宿舍楼楼道里的阅报栏前也常常人头攒动,杨克勤看报看得最仔细,周末更是一站就是半天。
真可谓久旱的禾苗逢甘露。班上的学习风气浓厚,读书都异常刻苦。那时复旦的女生,不怎么讲究穿戴,爱着军便装,颜色或黄或篮,发型简单,梳俩小辫或扎成马尾巴,素面朝天却也青春勃发。刘琍琍、王小音在同学中定格的形象,是斜挎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书包上还挂了一个装饭碗的布袋子,走路风风火火,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寝室-教室-图书馆”三点成一线。
一次,7715参观兴业路上中共一大会址,参观队伍中有复旦的、华师大的,还有上海师大的。排队时男同学们突然发现,看哪一排女生就知道是什么学校的,华师大的穿得鲜艳夺目,上海师大的更是花枝招展,着装朴素的就是我们复旦的了。
7715的女神们
每天天刚放亮,就有人起来晨读了。在寝室外面树丛里、球场上,传来朗朗的读书声,较多的是英语、日语、俄语。早起的同学还常会主动帮晚起的同学打好早饭。
学校广播喇叭在晚上11点前吹熄灯号,关灯后还想学习的同学,有躲在蚊帐里用手电照着看书的,也有在走廊、马路路灯下继续挑灯夜战的,然而不多时就要被巡逻的老师赶回去睡觉。“老三届”同学基础好,作息大多有规律。潘振民学习效率高,从经济系资料室晚自习后回寝室,爬进上铺就寝,喜欢戴上耳机听一阵子苏州评弹,很是享受。
当然,躺在床上聊大天更是常态,看书所得、校园内外各种见闻,有时还有争论,你说一句他和一句煞是热闹。适逢思想解放,讨论话题涉略广泛而有趣,从青年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东欧经济学的体制改革理论,到当下的社会热点,天南地北无话不聊。同校中文系同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以及西单民主墙、复旦南京路各种墙报等,都曾是“宿舍夜话”的话题。
7715同学针对各门课程和相关经济学问题,自发组建了若干个学习兴趣小组,规模多则十人,少则三五成群,在课外学习,交流,辩论。既有对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又有对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企业管理等实际问题的探讨。在各种讨论会上,大家的发言都尽力各显其能,此时不少人已开始崭露头角。
潘振民有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概念清晰,语言简洁,看问题往往直指要害;朱民讲话跌宕起伏,富有文采,喜用排比句,听来如散文诗一般华美;史正富极具问题意识,思路敏锐,气势如虹,常常驾驭一些前沿论题,研究富于挑战性;华民目光如炬,涉猎广泛,对世事多有洞见,其毕业论文字数近10万,堪称雄文;赵学清钻研黑格尔《小逻辑》,读书仔细,他甚至发现了马克思《资本论》计算中的一些错误;胡汝银思维缜密,始终腰板笔挺,论述时激情飞扬;罗首初善于理论思辨,条分缕析,思考自成格局,巾帼不让须眉;刘琍琍记忆力非凡,且格外用功,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学术辩论时总见她跃跃欲试;陆德明嗜书勤读,融会贯通,对生产力和组织问题,格外下了一番功夫;赵丽莎、钱智、杨克勤、王金定关心时事,对社会经济变革轨迹显现出敏锐的观察力;朱炎、符钢战、胡建绩等人已不满足数学课的容量,花了大量时间自习数学,在计量经济方面颇有见地;朱金仁极具批判精神,表情严肃,辅以斩钉截铁的手势动作,发言掷地有声;李建从不人云亦云,对任何问题都有一番独立见解,只是表述略嫌冗长;更多的同学对经济学朝思暮念,书从薄读到厚,又从厚读到薄,终于了然于心……尽管大家讨论时锋芒毕露,火光四溅,平时却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班里人际关系简单,同学间处事温和直率,世故圆滑不太有市场。
李建后来说,7715实际上成了研究生班,虽然是本科毕业,其实抵得上硕士了。他就是拿着复旦的本科毕业文凭在德国大学以承认同等学历的形式获得博士生资格的。与他同去德国的复旦数学系学生仅仅花了三四年时间就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当然,他因目标高远,系统研究国民经济理论,经历了更长的过程。他一生乐此不疲。
风华正茂,多姿多彩
7715班里经常组织课外活动,或参观调研,或外出游览。到长江畔的宝钢建设工地,对参加建设的日本工程师做访谈;去郊县颛桥人民公社,进行为时半个月工业调查;写毕业论文时,系里给一笔经费,鼓励学生去外地做企业调研……也有同学自发的活动。与周伟林同一小组的上海同学,都曾陪他去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参观,他曾到过潘振民工作过的上海重型机械厂,看万吨水压机作业;到朱炎和沈群工作过的曾组装“运十”飞机的5703厂,了解国产飞机的制造历史;到停泊在吴淞口的万吨货轮上,与陈荣堂那常年漂泊在外的海员弟弟促膝交谈……
那年头,经济学在大众眼里还不是显学,不似如今这般热门,经济学院考生的分数比其他院系要高出一大截。有的同学原先志向是文史哲类,但转系困难,不同爱好便包容并蓄,因此经济系也非常有文艺范。那时的学生比较单纯,一遇新鲜事物,便闻风而动。小提琴家盛中国为复旦学子普及音乐,边演奏名曲,边为学生做讲解,大受欢迎。隔壁同济大学大礼堂有同济校友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的专场,许多人一涌而去,她唱《白毛女》中喜儿那一声撕心裂肺的“霎时间天昏地又暗”,大家真被震撼到了。
宿舍楼的学生活动室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平时冷清,遇上重大新闻、体育赛事和好看的电视剧,屋子里挤满了人,黄亚钧常常是那个掌握遥控器的人。
韩云、周伟林喜欢舞文弄墨,作品连连在《上海文学》、《萌芽》等刊物上发表。1981年5月,在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的登辉堂里举办的复旦诗社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屈原奖”赛诗会上,他们的诗歌分获创作冠亚军。那时复旦的诗人集群在经济系,成为校园里的一大奇观,连当时红遍校园的复旦诗社的主要发起者和社长皆为经济系学生,每次全校赛诗会几乎都由经济系夺魁,比中文系、新闻系技高一筹,大家也是心服口服。
7715同学兴趣爱好广泛。孙新雷常练书法,功底厚实;黄亚钧棋艺过人,习惯独自下盲棋;韩琲喜爱俄罗斯文学;孟桂琳善跳藏族舞蹈……总剃着平板头、有着流线型健美身材的朱炎是上海水球队的;英俊挺拔的符钢战,是上海青年排球队队员,他那网上大力扣球那叫一个帅;京味儿十足、声音甜美的王小音是校广播台播音员,又是校田径队的;王岩、李荣是学校女篮队员,李荣还是校体操队的;他们常常参加集训,都为学校和系里拿过好名次。
一次系里联欢,匡宝珠亮上一曲豫剧,高亢激昂;方向新用湖南方言模仿毛泽东讲话,惟妙惟肖;黄维德、罗首初女中音歌声醇美;还有由罗首初执导的英语小品《东郭先生》,戴圆框眼镜的谢康白嫩圆润十分斯文,扮演东郭先生,诙谐的韩云扮狼,欲讲笑话总是自己忍不住先笑场的孙增献演蛇,三人配合默契,表演非常滑稽;最搞笑的是宋云肇等四位男生手拉手跳的“四小天鹅”片段,大家看了笑得东倒西歪。也有同学爱唱歌,宿舍楼每层的盥洗室共鸣声较好,正好自由发挥,常常从里面飘出阵阵欢快的歌声。
当然也有专业水平的,班长于本成曾就职新疆军区文工团,与歌唱家李双江是同事,其兄是上影厂电影导演于本正。有一阵子,复旦话剧团《于无声处》热演,聚光灯下的于本成饰演剧中主角欧阳平,字正腔圆,神情兼备,演艺精湛,轰动沪上高校,以致一票难求。
7715班级“晨曦”黑板报更是校园主干道“南京路”上的一大亮点,主要由周伟林和韩云设计和美工。韩云的报头和插画,用彩色粉笔能够画出印象派油画的效果,令人称奇。黄亚钧、宋运肇、朱民都是老团员,轮流做板报组长,还有孙新雷、孙增献等,亦抄亦画,非常卖力。有时干到天黑了,就有人帮着打饭犒劳。大伙儿精心制作,每期都整得宛如一件艺术品。在比赛前黑板报的尊容是保密的,待字闺中,只等展出时一鸣惊人。一旦挂出来,立即引来无数人驻足观赏,也因此屡折桂冠。
7715辅导员吴慧贞是同龄人,与班里同学打成一片,既关心大伙的思想进步,对同学们的生活琐事也是关怀备至,还不时邀请同学周末至家中包馄饨小聚。上海籍的同学也纷纷拉上外地同学上自己家去玩,一有这种蹭饭的好事,大伙儿都非常乐意去。
那个年代大家的荷包里都不怎么有钱,一般写个困难申请补助,由学校发一二十元伙食费。厂矿机关工龄长的同学,可以带薪上学,部队学员也较有钱,当时上海(有地区差)排长(起点职务)23级,55.5元,俗称“三五牌”,战士从6元津贴起,每年加1到2元,另发伙食费(在学校)。
到了节日,同学会结伴去五角场小饭店小酌,就着花生、卤菜,喝上几瓶啤酒,倾心交谈,甚是酣畅淋漓。班上既有节省吃饭时间,到食堂匆匆买上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或者系资料室抢占座位的同学;也有胃口好肚皮容易饿的,吃饭打先锋,早早去食堂排队,还与打菜阿姨套近乎,碗里的菜总是能比别人多出不少,引得大家羡慕和调侃哄闹一番。
毕业后,且行且珍惜
在7715的大家庭中,同学们四年朝夕相处,相伴相知,苦读、争论、玩闹、欢笑、关爱,毕业时大家相拥而别,依依不舍。许多老师都非常偏爱77级,认为他们积聚了巨大的学习和工作能量,有理想抱负,有见识担当,能传承开拓,属于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届学生。
经济系主任张薰华爱才惜才,将7715同学留校留了一拔直接做教师,又有一批考了研究生,其中出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领域好几个专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博士,还有的直接出国留学,其他的大多分配去了各高校,也有的进了政府机关、社科院、党校和部队院校,大部分同学以能做学问作为职业首选,有5人以上获得了孙冶方奖,符钢战一人就得了两次,多人获得中国图书奖和各种荣誉。
多年后,从7715里面,走出了将军、IMF副总裁、省部、厅局官员、大学校长、市长、县委书记、公司董事长、企业主、甚至专业画家,比例最多的依然还是大学教授,薪火相传,继续为源源不断的一批批学子传道授业。
7715毕业30周年同学会合影
无疑,7715和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都是幸运儿。他们较之许多同时代的人,人生看似光鲜不少。4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虽有惊人的提高,他们的专业也基本上算学以致用,但是当年他们呼唤改革的许多深层问题仍然周而复始地存在着。他们曾怀抱理想投身事业。今天,即便半数已退休,青春不再,但家国情怀依旧,他们的肉体和灵魂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民主富强的血液,注定了余生将继续以绵薄之力关注和助推国家的进步……
(作者附记:针对一个时代里的一个群体,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难免是一件纠结之事。好比一炉钢水,炼钢时有些成份会成为跳跃飞舞的钢花,非常耀眼夺目,而其他的大多数只是默默地沸腾,但是,一炉钢水就是一个整体,它们有一样的温度一样的情怀。感谢7715微信群提供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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